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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人们日渐意识到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差别，并开始据此设计法官专门的惩戒和处分制度。

例如，印度信息公开法明文排除了司法审查，由信息委员会作出最终处理决定。[5]与此同时，诉权的规范与保障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公开推定原则是与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相关联的司法审查方法，其核心内涵是：推定政府机关在无法充分举证，证明信息属于免除公开情形时，将政府信息一律予以公开。针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立法起步晚，制度建设不够完善的现状，学界通过介绍和比较相结合的方式，对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信息自由法律制度进行了持续地关注和研究，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参考。[41]有学者通过对美国信息公开诉讼审理标准的分析得出，在过去的30多年中，美国法院依据《信息自由法》撤销行政决定的比率约为10%，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法院大量的尊重行政机关的专业认定，基于司法经济的考虑，排斥适用《信息自由法》。通过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可以发现直接提起诉讼的比例较高，但有六成的案件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裁量答复，而答复的结果又难以予以有效的监督，这样就可能出现二次诉讼的后果。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十大典型案例中，有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各1件，但在这两例案件中，第三方均未提出异议，因此，案件本身反映不出有反信息公开的诉求。

[9]参见杨登峰：《论过程性信息的本质——以上海市系列政府信息公开案为例》，载《法学家》2013年第3期，第40页。有的学者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申请人资格分为有限制模式和无限制模式，并且指出，信息公开发展不够充分的国家和地区多采用限制模式，我国目前对申请人的资格进行限制是过渡阶段的表现，随着公开原则的确立，知情权的明确，司法救济独立性的增强，申请人资格将逐步解除限制。[69]参见(日)掛川トミ子：‘天皇機関説事件，载橋川文三、松本三之介编集：《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第2册)，有斐阁1970年版，第301-351页。

同年，一系列近代军事教育机构也开始设立。[61] 财政建设，无疑是近代国家建设的核心议题之一。至少从法学意义而言，近代宪法在本质上是一种限权宪法。该时期康氏所崇拜的两个国家，一个是开明专制的彼得大帝治下的18世纪俄罗斯，另一个则是先实施开明专制，直至1890年才正式实施君主立宪、召开国会的明治日本。

但在模仿自德意志第二帝国宪法的明治宪法结构中，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成员都由天皇任命，对天皇负责，结果国会约束政府和军队的主要手段，就只剩下预算权。[57]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非常政治(如面临迫在眉睫的外患)的时刻，赋予国民各类平等权利的立宪政体，确有可能激发出强大的爱国精神和作战士气。

在一定程度上，日俄战争时期的国内立宪派在为立宪强国论提供种种论据时，未能清晰意识到国族建构和国家建设这两个历史进程间的区别。而日本当募集决死队之时，应募者实踰所需之额数倍。吕思勉：《中国近代史》，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336页。[23]论日胜为宪政之兆(录乙巳四月十八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第2卷第6期(1905)，第115页。

鉴于这种言论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政思想与实践的深远影响，有必要追问的是：身处变革前夕的清末法律人在这个议题上，是否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或者说，他们对于自己所声称的立宪和富强间的正相关联系，是否提供了可靠的论证？ 1904-1905年间的国内立宪派承担了一个艰巨的理论任务。但因当时上海报界对康党并不欢迎，狄宝贤等人逐渐与康梁保持距离，并愈加接近本土立宪派人物如张骞、赵凤昌。注释: *复旦大学法学院讲师。在军事杂志《偕行社记事》一次面向普通军官的、以《日俄战争的胜负原因》为题的有奖征文竞赛中，有两名日本军官的获奖文章(发表于1906年)都宣扬传统武士道精神在本次战争中的重要性。

埃特曼将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欧洲国家分为四种形态：世袭绝对主义(patrimonial absolutism，以法国和其他拉丁国家为代表)、世袭立宪主义(patrimonial constitutionalism，以波兰和匈牙利为代表)、官僚绝对主义(bureaucratic absolutism，以普鲁士为代表)和官僚立宪主义(bureaucratic constitutionalism，以英格兰为代表)。因书中提及日俄战事，可断定书稿成于1904年2月战争爆发之后。

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崛起中的世界大国而言，国家能力不仅仅是其内治所需，更是这个国家在全球舞台上保卫国民利益、承担国际责任的前提。日以立宪胜，俄以专制败的说法，不符合日本军事史和宪法史上的事实。

及其一入此社会，则使其本质，化为乌有，后者貌似神非，另成一物，而君与民之本意，全失焉。[10]后者及编译所其他成员，遂成为该杂志发行初期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12] 《东方杂志》在创办初期的选报性质，使得它成为考察该时期国内各路立宪派之言论的适当参考材料。立宪则强，立宪而善用其道，则强益速。[79] 埃特曼作品的最大贡献，与其说在于将早期现代最强国家的当选者从普鲁士替换成了英格兰(该结论其实有待其他学者进一步的验证)，毋宁说提供了一种有关政体选择(专制或立宪)与国家基础权力之强弱间关系的更为复杂、多元的理论和现实图景。实际上，在1904年到1905年的各期《东方杂志》中，并非没有出现对限权宪法的认识。

[31]见前注[29]，第107页。金欣：中国立宪史上的‘宪法-富强观再探讨，《交大法学》2018年第1期，第110-127页。

[45] 用更为清晰的现代语言，我们可以把这种议会观简单地归纳为：从各地选拔(无论官选民选)而来的议员，聚集在位处首都的议会之中，他们通过公开的交流和辩论，能够形成代表民族国家整体的统一意志，而这种统一意志必然是要追求国家的富强，尤其是国家能力(以军事能力为核心指标)的强大。鉴于清政府长期甘于不负政治责任，杨度尝试以国会监督的方式，迫使政府对国民承担起责任，并贯彻金铁主义政纲。

[74]参见(日)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2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3页。但这些讨论相对而言都超出了本文的核心主题。

至于泰西各国何以立宪而强，作者主张兹不必深论。中国之新民：大法理学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续)，《新民丛报》第1年第5号(1902)，第13-22页。在军人素质方面，依靠门第而被提拔的俄国军官，以及俄国文盲士兵(即使他们与日本军人同样勇敢)，也无法和接受过军校教育的日本军官和有着严格训练的日本士兵相抗衡。该议题的讨论在上世纪达到的第一个高峰，便发生在日俄战争时期。

这种口号式的论断甚至影响到了近代小说家丁逢甲。从1871年开始，明治政府开始在地方设置镇台，用属于中央的镇台兵取代各地藩兵。

为了让中国在弱肉强食的近代国家体系中存活下来，杨度明确提出世界的国家主义或经济的国家主义立国方案，即一方面发展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与他国资本主义经济相斗争，另一方面则发展国家军事力量，以与他国军事力量相斗争，并保护本国经济。有时这种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还会延伸到国内法层面，亦即一国公法层面的中央集权。

[70](苏)列宁：旅顺口的陷落(1905年1月)，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9卷1904年7月-1905年3月)，中央编译局1987年版，第138页。[39]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载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夏冬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1-315页。

同时，在军队规模得以扩大的同时，武器装备也得到统一(尤其是主要陆战武器实现了国产化)，以陆军军官学校为核心的军官养成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乃至步兵训练操典也被统一替换成普鲁士模式。实际上，《东方杂志》上也出现过不同的声音。[33]为着治理这些蒙蔽，作者最后开出的药方是殆非立宪不为功。盖爱国之心之有无，视政体之立宪专制以为判，不待言矣。

[55]参见(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28-137页。[1]李强：宪政自由主义与国家建构，载王焱编：《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页。

他们以议会塑造民族国家统一意志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清代常见政治话语的延续，并且与近代议会政治的常态运行未必符合。那么，限权宪法，尤其是权力分立意义上的限权宪法，与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之间，究竟存在何种联系？ 这一问题，正是在法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眼光审视下，我们对立宪强国论必须提出的问题。

[73]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国议会与政府——对官员和政党制度的政治评论，载(德)马克斯·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 (英)拉斯曼、(英)斯佩尔斯编译，阎克文中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136页。但它的确常常以直观和情绪的口号，来代替严谨的论证。